找了机械厂的工作，我们才不得不搬到这地方。因果关系错了。

母亲是因为知道这里有刑场，想搬过来，才选择来这里工作的。

机械厂宿舍，已经是我们第三个家了。

我幼年时聪明乖巧，人见人爱，是父母的骄傲。

可是从小学二年级开始，我的性格逐渐变得阴暗起来。

我开始经常欺负同学。最开始还只是将同学锁在废弃的储物间里，旁观所有人着急找寻；到了五年级，就直接把人打得脑震荡进医院了。

父母无数次道歉赔罪，赔了很多钱。家长老师轮番教育，但我就是改不了。

母亲哭了一夜又一夜，说你以前多乖啊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是爸爸妈妈做错什么了吗？

父亲每次被老师找，回来都会拿皮带狠狠抽我，再让我罚站一整夜。最后一次他抽得尤其凶狠，抽得我蜷缩在地上动弹不得。

但是某一刻对上我的眼神，他就停手了。他忽然觉得害怕，说迟早有一天，我会杀了他。

不久后，父亲离开了，再也没回来。

五年级时，我被学校劝退。因为臭名远扬，附近也没有别的学校敢收。

母亲没办法，只好带我搬离那个地区。

母亲知道孟母三迁的道理，带我搬到城里一所大学附近，指望我受到文明的熏陶。

到了新学校，老师们都喜欢我，因为我学习成绩很好，彬彬有礼又听话。母亲也以为我终于变好了，松了一口气。

但这都是我善于伪装的结果。

好了没两年，上了初一，我就伙同人贩子差点把隔壁女大学生拐卖了。

女大学生的男友不肯罢休，跑到我的学校闹。老师喊我去对质，我口袋里藏了把匕首去，差点酿成大祸。

母亲跪在校长办公室里，祈求校长网开一面。

校长态度坚决，他说我无底线无家教，这种品行恶劣的小孩迟早会犯事，学校承担不起后果，叫母亲好自为之。

然后我就又被劝退了。

母亲生了一场大病，病愈后仿佛清醒很多。

她带着我再次搬家，搬到这里。

西山第二机械厂最西边的宿舍楼，因为紧挨着西山刑场，其他工人家庭都避之不及。

谁不幸拥有这样一套「观景房」，都会用木板把那边的窗户封起来，永久关闭，以免不小心看到不该看的。

母亲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，但她用的是报纸，既封了窗户又不影响采光。

而报纸糊的窗户，还是可以打开的。

她甚至在我房间的窗外做了个花架子，搬了只红陶盆上去，养了盆兰花。她每天早上都去浇水或者修剪，低着头垂着眼，不敢往远处看。

但却为了通风把窗虚掩着，以便我起床就能直接观摩死刑现场。

我明白母亲的用心。她知道正向感化行不通，就选择了反向教化，让我看看坏人是怎么被枪毙的，希望我能感同身受、有所畏惧，以此来约束自己，成为一个好人。

最开始，我是真的被枪决死刑震慑住了，我又变成了一个好好学习的乖孩子。

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内心很痛苦，我强忍着行恶的欲望，甚至痛苦得开始自残。

我的手臂上、腿上都是自残的伤痕，我的精神也摇摇欲坠。

要想克制自己不去犯罪，也不是件易事啊。

陆医生，你看。

6

陈渊戴着手铐，不方便卷袖子，于是他低头咬着袖子往上拉，给我看他手臂上的旧伤疤。

「看来你那时候确实很痛苦。」我总结道，「母亲为了教化反社会的儿子，迁到刑场附近，这也算是万般无奈下的办法了，孟母看了都得佩服。」

陈渊说：「可这样反倒让我更加压抑。以这种方式强行矫正，难道不会让人的心理更加扭曲吗？」

「你说得对。」我迟疑道，「不过，还是不要把问题往精神疾病这方面引了。你没有这些问题，你也已经得到最公正的判决了。要是指望靠这个翻案，那是不可能的。」

陈渊说：「我只是客观地陈述一些事实。」

我摇摇头，「话又说回来，究竟是不是事实，我也无法印证。我只知道你的犯罪事实是清楚的。最后的时间，好好想想你都做了些什么。

「周鸿兴一家原本很幸福，你因为跟周鸿兴发生几句口角，就怀恨在心下了杀手，让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蒙上阴影；入狱后不思进取，又犯重大错误，还是因为一点口角，打死了你的舍友马鸣。——没有什么能成为你犯罪的理由，让你轻描淡写背上两条人命。」

陈渊说：「只是发生一点口角，我就杀了两个人，我的情绪管理能力可够差的。陆医生，是吗？」

我一时语塞。

作为心理辅导老师，监狱内大多数犯人的心理状态，我都是清楚的。

有些犯人情绪波动大、自控能力差，经常需要我疏导。这些犯人往往都是我的重点关注对象。

而之前也说过，陈渊不是我的重点关注对象。因为他入狱以来表现都还好，情绪很稳定，不用我操心。在此之前我都没和他说过几句话，对他的了解也很少。

被打死的犯人马鸣，因猥亵杀害幼童入狱，渣滓中的渣滓，是狱中被唾弃欺凌的对象，到哪里都被针对。正是因为陈渊性格相对沉静，不多事，才会安排两人一间，也相安无事了好一阵子。

这样想来，陈渊确实不像是因为几句口角就冲动杀人的人。但是事实已成定局。

我说：「你那些杀人动机，可是你亲口供述的。」

「是吗。」陈渊神色平静，「故事还没讲完呢。」

马上就要行刑了，难道他还想推翻之前的供述？

我看了看时间。

「还有一个半小时。你继续说。」

7

陈渊的讲述（3）——

为了让我变成正常人，母亲带我搬到刑场附近，进行反向教化。

但枪决现场看多了，我也习惯了，永远都是寥寥几种临刑反应，永远都是千篇一律地死去。我渐渐觉得，死刑也就那么回事。

反向教化不仅没让我成为好人，反而让我更坦然地面对一个坏人的结局。

母亲对此浑然不知，她仍然每天低着头为我打开那扇窗。

当然，母亲也没有放弃正向的渠道。

有个姓杨的医生，在镇上开了家诊所，同时兼职心理咨询师。那年头没什么人去心理咨询，他大多数时候都是看看感冒发烧的小病。

而我成了他的常客，在他那里接受心理治疗。

母亲为了掩人耳目让我去治病，还和杨医生那个五十多岁的老光棍谈恋爱，美其名曰让杨医生帮着带孩子。

镇上的人都在背后笑她，说她儿子都这么大了，还想男人呢。

恋爱照谈，治疗费也没少给。心理治疗的价格很贵，药更贵。因为杨医生没有开精神类药物的资格，他是从非法渠道弄来药开给我的。

并不是不能去正规医院治病开药，而是母亲不愿意。

将这一切藏着掖着，只是因为母亲不希望我留下精神诊疗的记录，她希望我能悄无声息地治好，不要影响未来生活。

她非常信任杨医生的水平，也始终笃定我还有未来。

正是因为母亲的原因，我才没留下任何精神诊疗的记录。

杨医生认为，我是因为童年创伤而激发出了反社会人格，他说可以通过催眠找到我的心理阴影，挖掘我的隐痛，重塑我的潜意识，以达到治疗目的。

听起来神乎其神，但一次也没成功过。

因为成功的催眠有个重要前提，就是信任。我无法信任杨医生，所以他什么也挖掘不到。

治不了本就只能治标。杨医生给我开了一种叫做氯丙嗪的药，可以帮助人情绪稳定，抑制犯罪冲动。

但这种药的副作用很大，容易让人变得呆滞、嗜睡，还会产生认知障碍。他开药给我照开，但我一次也没吃。结果就是既没能治本也没能治标。

这对杨医生来说没有坏处，治不好就得一直治，我就一直是他的病人。到最后，我去诊所就是吃吃零食看看书，真的应证了「带孩子」的托辞。

我和杨医生两人联合起来糊弄母亲，只有母亲蒙在鼓里。

母亲为了负担我高昂的治疗费用，不光在机械厂上班，空余时间还去打几份零工。那时她还没到四十岁，面容仍是年轻的，头发却白了一半了。

有时午夜梦回，我听见母亲的哭泣与叹息；有时又看她满怀希望，忙忙碌碌，一刻不停。Ƴż

我父亲一眼看